1983年秋，我從歐洲乘坐穿越西伯利亞的火車，長途漫漫回到北京。剛下車就有人告訴我：你回來得正是時候。要是早些日子，就撞到「反精神污染」的火頭上了。你從西方回來，那還不成了靶子？經歷過十年文革大風大浪的我，聽到又搞運動還真有點害怕。

我是1981年9月離開中國的。文革結束後中國在世界上閉塞落後的地位凸顯，領導人決定門開一面，選派青年學者教師出國進修。我當時在浙江美院（現中國美院）任教，通過國家考試，也獲得了這個萬分難得的機會。作為美術院校中最早公派出國的一位藝術家，我在美國中西部的明尼蘇達大學渡過了兩年。最後一段時間去歐洲12國旅行考察近三個月，拍了數千張幻燈片和照片。記得在維也納Belvedere美術館參觀世界上最豐富的克裡姆特（Gustav Klimt）收藏時，我剛拿出相機就遭到保安阻止。我要求面見主管並說這是為無數沒有機會見到西方藝術原作的中國學生拍的，才終於感動了她。

我帶著這些第一手資料和滿腦子新鮮印象回到杭州。這時國內已進入一個比較寬鬆的時期，青年人如饑似渴地尋求來自外界的知識。許多學校和機構都邀請我去演講。1980年代初書刊傳媒仍受限制，從國外回來的人更是罕見，所以我的親身見證十分受聽眾的歡迎。中央美術學院曾在校園貼出一張朱乃正大筆題書的海報「鄭勝天縱談西方藝術」。在北京和瀋陽的演講都持續了四、五個小時，很少有人離開。1985年我應邀在安徽涇縣舉行的全國油畫藝術討論會上介紹西方藝術發展趨勢，首次提到「後現代」的概念，引起很大興趣。《中國美術報》創刊號曾以頭版報導。ⁱ

不久我被任命為油畫系主任，後來又兼任外辦主任。這說明學校領導希望我在西方獲得的知識經驗能夠發揮作用。但教學改革遇到傳統阻力很大。例如對比國外，國內美術院校系科的劃分太細太死，不適合創造力的發展。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爭取到各系學生能有一兩周的選修課。現有教學內容受到既定教學大綱的限制，也難以輕易更改。好在我可以利用外辦職務之便，辦一些課外的演講和活動。1984年我們邀請美國維羅斯科教授（Roman Verostko）舉辦國內首次「西方20世紀藝術史」系列幻燈講座，全國各院校都派人來參加。次年我們又以同樣方式，請老校友趙無極在杭州舉辦油畫訓練班。這兩次活動都對全國美術界有較深遠的影響。

以前我做學生時就常被批評有「自由化」的傾向，不循規蹈矩。其實我以為搞藝術沒有創新的想法簡直不可思議。1984年我回國後，就與金一德一起擔任油畫系畢業班的指導教師。那班學生有耿建翌、劉大鴻、魏光慶、王麗華、阮傑、陳仁、魏小林等。他們的思想都非常活躍，提出的創作方案也大都頗具新意。例如耿建翌的〈燈光下的兩個人〉，畫了一對漠然無語的男女正襟坐在桌前。陳仁的〈突破〉(又名〈起點〉)將一個藍天背景下的跳高者分解為三個動作。我們很讚賞學生能越出所謂重大題材和寫實手法的常規。但學校一些領導和教師卻對此很緊張，院裡召開了三天系主任級的擴大會議來討論這種“錯誤傾向”。有位發言者聲淚俱下地指責學生的創作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幾位畢業班教師雖然竭力辯護，卻居於少數。後來我在學報《新美術》上發表〈並非對創作的評論〉一文，反對將藝術批評政治化。ⁱⁱ 這次風波的消息傳出，北京《美術》雜誌派了唐慶年等到杭州專訪。不久在雜誌上詳細報導了爭論的經過，並將部分學生作品刊出。ⁱⁱⁱ 成為85 新潮運動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杭州被稱為85 運動的一個「震央」，出現過許多重要活動，如「85新空間」、「紅黑白」、「86最後畫展No.1」 等展覽，「池社」、「紅色幽默」等團體以及現代壁掛工作室等。黃永砅、王廣義、嚴善錞等不少在其他城市當代藝術圈活躍的人物也出自杭州。我在這裡生活和工作，很能感受到這個運動的脈搏，也和許多藝術家一同分享著潮起潮落的欣喜和沮喪。

為了爭取當代藝術的發展空間，我藉1986再次去美國在聖地牙哥州立大學任教的機會，協助帕薩迪納的亞太博物館舉辦了當代中國藝術展《開門之後》。首次向美國公眾介紹張培力、耿建義、張健君、許江、汪建偉等藝術家。1988年還在杭州創辦浙江世界美術研究會，出版《世界美術資訊》，介紹國外藝術動向。我也試圖開拓展示當代藝術的場地，分別在杭州與上海協助建立起「杭州飯店浙美藝術壁掛畫廊」和「上海戲劇學院畫廊」。這是國內最早藝術與市場相結合的嘗試。

1980年代是中國當代藝術躁動和誕生的時期。後來我在為美國亞太博物館另一次中國藝術展覽的圖錄中寫道：「文革後經過近十年的孕育發酵，終於出現了被稱為『85新潮』的前衛藝術運動。多數學者都認為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和西方文化影響下的產物。雖然這次運動的理論和藝術觀點還比較膚淺混亂，但是它無疑對傳統和社會都帶來極大的衝擊與震撼。」^iv

四分之一世紀以後，中國當代藝術已漸由邊緣移向舞臺中央。中國藝術家還從來沒有享受過如此優越的創作條件和環境，也從未得到過國際藝壇這樣的重視。但與此同時，他們也面對著前所未遇的挑戰。是否能避免完全被商業市場和政治文化所影響與和控制，成為中國當代藝術進入新時期的嚴峻危機。今天我們回過頭來，重新檢視1980年代當代藝術萌生期的狀態：它的熱情和理想，追求和困惑，失誤和收穫；回到中國當代藝術原初的出發點舊地重遊，也許會引起對今天有益的一些啟發與反思。

應亞洲藝術文獻庫之邀，我將多年來保留的有關那個年代的一些原始資料提供出來，希望有益於這方面的研究和討論。文獻庫的杜柏貞和徐文玠女士對此都非常重視。翁子健先生為此不辭勞苦，專程來溫哥華協助我整理和掃描。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謝。